pingu的家

巨大的死難，撞擊了全世界、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但是台灣儼然在這「全世界」，在這整個
「人類社區」以外。
我看著螢幕，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
快樂的、幸福的表情，聽著記者們誇張的、溢美的聲調，心底一片冰涼。
不，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
國民黨統治時期，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飛機場是軍事重地，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
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
國民黨政權的穩固，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
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轉換了政權，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反對陣營的頭目們，畢竟也是在鎖國
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愛台灣」意識主導一切，
「台灣優先」凌駕一切，狹義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背對大海，
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灣人
與國際嚴重脫節的，可能仍是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
除了必須「往外衝刺」的企業之外，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基金會、社運團體、環保團體、
各級學校、教育改革團體、政府技術官僚、媒體記者、研究機構、老師、作家、藝術家等等，
都得不到一般國家，或者說，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應該有的
多管道、多形式、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
以香港為例。二○○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
世貿會議在這裡開，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從首長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在與
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認識了國際的議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衝著世貿會議，
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
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至於
普通市民，由於新聞的炒作，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平常關心的人
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
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漣漪一圈一圈擴散，整個池子受「波及」，
而所謂「國際觀」，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波及」中逐漸累積見識，逐漸開闊眼界，而且
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一份子。
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
的撞擊，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陶冶，也就是說，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
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不同調，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熱，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
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到長期受中共的
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人類社區」的圈外，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政治領袖
沒有國際格局，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向國際學習，人民對國際社區
徹底陌生。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但是
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
原生物種的絕滅……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
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後果好像是，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
狂歡，不是台灣人冷漠，而是，在長期的隔離下，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
的意識了。
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最嚴重的傷害。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十足地蠻勇，
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對文化創造力的
「盆栽效應」、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
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
一種中共發起、世界配合的「隔離」政策，持續加溫中，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錦濤是誰──這樣的不知道，
我們的台灣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沒有無知的權利，無知會招來懲罰。
●全球公民意識
台灣不少有遠見的人，在大聲疾呼「國際化」的重要。但是「國際化」不經思索就被簡化為
「學英語運動」；要把英文變成「官方語言」的說法更是直接從陳水扁的口中說出。英語運動
鋪天蓋地，漢語都還講不好的幼兒開始上密集的英語課。其中隱藏的邏輯是，英語好，就有國際觀，
就能與國際接軌。
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報紙。許多西方的重要報紙都特別開闢「學生版」，引導十來歲的中學生關心
公共事務。「紐約時報」的學生版比較淺顯，德文「時代週報」的學生版比較深入；三月十二日
的新聞主題之一就是南亞海嘯。
學生先讀一篇聯合國經濟顧問薩賀斯的專訪。薩賀斯的主要觀點是，海嘯或地震種種自然災難
事實上不僅只是自然災難，受害的輕重與人為因素有關。譬如同樣一場加勒比海颶風，同樣的威力，
在貧國海地死傷上萬，在彼岸的邁阿密卻只有十來個人死亡。預警系統的完備、房舍的堅固、政府
危機處裡的效率、災後重建的財力和救濟網絡，在在都凸顯全球的貧富差距，因此富國對窮國有
協助的義務。薩賀斯批評聯合國做得不夠。
由南亞海嘯引出全球貧富問題，由貧富問題引出對聯合國計畫的檢驗。緊接著中學生會看到
這樣一個對照表：
給學生的討論命題是：
1、南亞海嘯和貧富差距有什麼關係？
2、西方國家有責任嗎？為什麼有責任？或者貧國之間也缺乏統整？
3、除了政府以外，跨國企業的責任可能會是什麼？
4、比較聯合國的目標和薩賀斯的批評。你覺得他的批評合理嗎？為什麼你這樣認為？
這是德國的中學生所看的報紙，所討論的議題。在一篇報導中，中學生認識了亞洲，認識了貧國與
富國之間的互動關連，認識了全球災難中自然和人為的因素，認識了聯合國的體制運作，認識了
富國對地球村的道義責任。事實上，這樣一篇國際新聞是在培養下一代的「全球公民意識」：
我們在地球這一端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呼吸的空氣、製造的垃圾、發展或收斂、激進或保守、
掠奪或放棄，每一個動作都和萬里以外另一端的人們有最緊密的關連，彼此的作為互相影響，
而且最終要共同承擔後果。
有了這種超越國界的公民意識，人們對於自己國內的事務就有不同於以往的評斷標準。所謂國際化國際觀，
所謂與國際接軌，指的應該是這種「全球公民意識」的建立：對於其他國家的歷史和現狀有一定的認識，
對於全球化的運作和後果有能力判斷，對於人類社區的未來有所承擔。
有足夠的知識、能力、承擔，去和全球社區對話、合作、做出貢獻，叫做國際化。